张纯如为什么自杀 张纯如简介个人资料(3)

经过两年走访、写作,1994年,张纯如的第一本书《蚕丝》出版。同年12月13日,她在加州参观一个图片展,无意中迎来了改变一生的时刻。 改变一生的照片

经过两年走访、写作,1994年,张纯如的第一本书《蚕丝》出版。同年12月13日,她在加州参观一个图片展,无意中迎来了改变一生的时刻。

改变一生的照片

那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。这些照片猛然击中了她。

“被砍掉的头颅、被割开的肚腹、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摆出各种色情姿势、她们的脸扭曲变形。”

在后来的书中,张纯如这样写道:“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,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。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,我醒悟到,不仅生命是脆弱的,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。” 

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前

随后,张纯如给出版人和母亲打电话,说她必须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,甚至甘愿自费出版。

“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、那个地方、那个时间,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了,一具无名的尸体。在半个世纪之后没有人会关注,而那些犯罪者甚至会说,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,这尤其让我感到恐惧。”

纽   带

1995年1月的一天,张盈盈忽然接到女儿的电话,电话那边,张纯如痛哭起来,她刚刚读完《魏特琳日记》。

魏特琳和张纯如一样毕业自伊利诺伊大学。1937年,她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,庇护了上万名妇女和儿童,使他们免受歼杀凌辱,她本人也数次遭受日军威胁,面临险境。而在1940年回国后,南京大屠杀却像一个无法摆脱的噩梦,始终折磨着她。不久,魏特琳自杀身亡。同样作为勇敢的女性,魏特琳的悲剧引起了张纯如的强烈共鸣。

但除此之外,张纯如发现,关于南京大屠杀,全世界没有一本权威专著,她只能辗转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、搜集资料,而这还远远不够。

1995年盛夏,张纯如从美国飞往香港,再转乘火车从广州来到南京。身穿圆领衫大短裤行走于南京街头,张纯如开始探寻历史,与这座城市、这个国家,重新建立了紧密的纽带。

张纯如在南京采访大屠杀见证者

跟随向导穿行于当年城边的各个刑场,无数平民青壮年被日军集体杀戮,“扬子江水都被血水染红”。在曲深里巷中,纯如采访大屠杀的亲历者,每一个老人都滔滔不绝、情绪激动,“他们的痛苦过于深重,好像在老死之前都不能一吐为尽。”

在给母亲的信中,张纯如说,这些幸存者的生活条件都极差,她为此感到心碎和不公。而她又不无遗憾地发现:因为日中友好的政治需求,南京大屠杀不但在日本,甚至一度也是中国官方避讳的话题 。

卑微的兽类

1937年12月13日,日军占领南京,其后的六个星期制造集体屠杀28起,零散屠杀858起,强奸和轮奸两万余起,26至37万中国人遇难,在日本士兵中,很多人展开了杀人竞赛。

除了采访被害者,张纯如还必须去面对那些当年的施害者。在对日本老兵的采访中,张纯如深受人性的困惑:这些人在生活中亦有普通人的情感,但为什么会在南京的那六个星期里,成为魔鬼呢? 

“我曾经和一个日本军人交谈,他告诉我:他被教导,除了天皇,任何人的生命都毫无意义,任务重于泰山,而自己的生命则轻于鸿毛——他们被当成废物一样对待,进入了中国的首府之后,突然间拥有了比神还要大的权力。所以不难理解,在南京,他们把过去几个月甚至一辈子所受的压抑,以不可遏制的暴力形式爆发出来。”

在军国主义的洗脑教育中,中国人被当做最劣等的种族,就像蝼蚁一样。而在等级森严的日本军队中,个体的生命与尊严同样被视为草芥。在1937年的南京,已经没有“人”,而是一群卑微的兽类残害着另一群比他们更加弱小的生命。

“ 中国的圣女贞德 ”

1996年4月,《南京大屠杀》一书进入到了最艰巨的写作阶段,埋身浩瀚而黑暗史料中的张纯如体重减轻、经常噩梦,头发一团团地脱落。她告诉父母,有时她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,深吸一口气。

1996年5月25日,张纯如对身患癌症的外婆进行了正式的采访,再一次问起了那个从小到大听过无数次的,外公外婆在1937年的长江边险些失散的故事,但这一次,张纯如不再是个好奇的听众,而是一个庄严的追寻者和记录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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